华润标志的含义

两个“华润”如何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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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及北亚区总裁兼北亚区装饰漆集团董事总经理郭振华和阿克苏诺贝尔装饰漆中国区华润漆业务负责人屠刚共同揭开红绸布，两个新品牌——华润漆和Artily——出现在阿克苏诺贝尔北亚区总部上海办公室品牌Logo墙上。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及北亚区总裁兼北亚区装饰漆集团董事总经理郭振华（左）和阿克苏诺贝尔装饰漆中国区华润漆业务负责人屠刚为新logo墙揭幕

这标志着：阿克苏诺贝尔品牌大家庭正式迎来了这名新成员，即在中国消费者中家喻户晓的涂料品牌华润漆（Artily系华润漆在艺术涂料领域的子品牌）。

事实上，此次揭牌更多的只是一个仪式性的举措。今年4月19日，阿克苏诺贝尔和宣伟（Sherwin-Williams）共同发布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前者“将收购宣伟中国区的装饰漆业务，以进一步加强阿克苏诺贝尔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和影响力”。8月2日，阿克苏诺贝尔宣布完成了这笔收购。

根据阿克苏诺贝尔的公告，被收购的“宣伟中国装饰漆业务”年销售额预计约1亿欧元，并拥有相关员工约300名。收购意向包括宣伟旗下华润漆品牌，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一座生产基地（无论是阿克苏诺贝尔还是宣伟，暂未明确是哪一家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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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漆品牌创始于1991年，诞生于有“中国涂料之乡”之称的广东顺德。它以木器漆起家，于1992年推出首批零售木器漆产品系列锁定高端市场，开启全国网络扩张；1999年，华润漆推出第一款乳胶漆，并在杭州开设首个专卖店，为终端用户提供免费、专业涂装服务，开创行业先河。

2006年，华润漆被威士伯（Valspar）收购，2017年又伴随宣伟收购威士伯而进入宣伟体系。在宣伟-威士伯期间，华润漆工业木器漆和装饰漆“两条腿走路”的业务模式得到强化。

尤其是在装饰漆方面，2008年，华润漆作为迪士尼在涂料行业的唯一联名合作伙伴推出迪士尼联名款儿童漆，巩固华润漆在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2021年推出Artily艺术漆，进军艺术涂料领域；2022年推出Pt纯境A+系列高端乳胶漆产品，引入19508环保黑科技，提供生态友好的绿色健康涂料，成为涂料品类中首家获得NSF食品接触级认证的全产品系列……

华润漆部分产品包装

正是因为鲜明的业务划分，让2023年的这起收购变得更易于操作。一方面，宣伟在中国市场的经营更偏重于工业漆方向，木器漆的工业品属性更符合它的持续运作需求；另一方面，阿克苏诺贝尔凭借多乐士品牌的多年耕耘在中国装饰漆市场占据领先地位，但需要一个新的品牌的加入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潜力。

“依托双方在本土市场的丰富经验和深刻洞察，多乐士和华润漆品牌的强强联合将形成巨大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开拓细分市场，推动阿克苏诺贝尔的装饰漆业务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广泛的蓬勃发展。”郭振华在华润漆品牌揭牌仪式上这样说道。

这大概就是阿克苏诺贝尔和宣伟“一拍即合”的原因所在。

8月18日开业的Artily艺术空间生活馆温州旗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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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阿克苏诺贝尔对“宣伟中国区的装饰漆业务”的收购，更像是两者（阿克苏诺贝尔和宣伟）对原华润漆业务体系的分拆。尽管阿克苏诺贝尔收购的标的包括“华润漆”品牌，但并不包含华润漆业务体系中的工业木器漆业务——宣伟明确，工业木器漆业务仍将留在宣伟体系内谋求新的发展。

那么，既然“华润漆”品牌已经出售给阿克苏诺贝尔，那么宣伟中国区工业木器漆业务将以什么品牌名称继续开展业务？这成为行业内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此前曾有分析认为，宣伟大概率会使用“威士伯”品牌来“传承”工业木器漆业务。

然而，最近的一则报道给出了宣伟的答案——10月19日，华润涂料南康展示中心全新升级开业，宣伟华润涂料中国区销售总经理顾庆华出席并致辞……

华润涂料南康展示中心升级开业剪彩仪式

这意味着，宣伟对于中国区的工业木器漆业务仍将使用“华润”的字号，只是后缀使用“涂料”作为品牌名称，以跟已经出售给阿克苏诺贝尔的“华润漆”品牌区别开来。

这将造成在中国涂料市场上两个“华润”品牌并存的局面，需要业界做出准确的区分。事实上，“华润漆”跟“华润涂料”一直并存，只是以前一直归属于宣伟体系而不注重区分，外界统称为“华润漆”，如今则到了不得不“划清界限”的时候。

我们对此整理出下图，供大家参考：

对于阿克苏诺贝尔来说，同一品牌因为并购而分属不同企业的现象并不陌生——其通过收购ICI而得来的Dulux（即多乐士）品牌，就在品牌演变过程在澳洲市场“独立”了出去成为Dulux Group（发生在阿克苏诺贝尔收购ICI之前）——但在同一市场内出现两个同名但不同属的品牌，这或将成为阿克苏诺贝尔和宣伟的一个新的挑战。

1947年，华润公司改名据说是和毛主席有关，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1938年，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为了妥善保管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顺利送到抗日前线，成立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叫“联和行”，由这家公司开设银行账号，办理仓储和运输的业务。公司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杨琳，杨琳（原名叫秦邦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博古（原名叫秦邦宪）的弟弟。

杨琳8岁丧父，虽不是家中长子，但是自幼就懂事，主动承担起家中的重担，为母亲减轻压力。14岁时，杨琳为了供哥哥和妹妹读书，放弃学业，去无锡复元钱庄做学徒。不久还参加了无锡钱业职工会，并担任执行委员。这段经历对杨琳来说受益匪浅，通过钱业职工会，他认识了很多商人，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从商经营的基本技能。同时杨琳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进步人士，受到他们革命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上哥哥博古经常给他讲社会是如何的黑暗，政府是如何的无能，而他又亲眼目睹了五卅惨案中帝国主义对中国老百姓的残暴欺凌。杨琳开始明白，自己放弃学业去从商，不仅是为了解决自己和家人的生计问题，更是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拯救百姓于水火。

杨琳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杨琳参加了无锡农民的武装起义。结果遭到国民党无锡当局的残酷镇压，并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搜捕，杨琳被迫离开无锡前往上海避难。在上海杨琳去一家店铺当起了店员，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杨琳天资聪明，又细心好学，很快就熟悉和掌握了店铺的主要业务，并将店铺经营的非常红火。在无锡和上海的从商经历为杨琳日后从事经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后来开展红色实业经济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1931年，杨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年后，等到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为了抗日募捐的方便，需要开公司做生意时，杨琳就成了当时办事处里最合适的经商人选。抗战期间，杨琳开办的公司“联和行”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领导下，不仅负责接收和转运从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还负责为八路军和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和通讯器材等物资。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轰炸香港，在转移香港的800多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时，杨琳除了提供所有的车船费、食宿费等费用外，还亲自参与到营救转移工作当中。

杨琳领导的“联和行”公司在抗战期间艰难发展，终于等到了抗战胜利的那天。通过在档案馆查到的杨琳在1946年3月2日发给中央的汇报公司经营状况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抗战胜利后，杨琳经营的公司货物资产有1000万元，而且还是在当时货币没有贬值的情况下。电报中杨琳要求加大发展，再建一个“据点”，由此可以看出，杨琳经营的公司和商场，既是商业机构，又是我党的秘密联络点。

1946年8月，杨琳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日常事务负责人连贯收到周恩来的指示，要他们到上海接受工作安排。当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屠杀地下党员了，内战一触即发，上海也笼罩在了大战前的紧张气氛之中。

《突围》中的朱昌平

周恩来在周公馆约见了杨琳和连贯，杨琳和连贯则分别向周恩来汇报了香港的情况。对于当时的形势，周恩来的考虑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许多战略物资是来自海外华侨的捐助，在抵抗外来侵略的大背景下，全世界的华人都能联合起来。但是如果打内战，必将使灾难深重的中国走向民不聊生的境地。如何才能避免内战？如果不能避免必须要打，那么我党我军的经济支柱在哪里？粮食、被服、武器从哪里来？

考虑到最后，周恩来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力更生。于是他对杨琳和连贯说，蒋介石已经完全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国民党迟早要赶走大家，所以还要艰苦奋斗几年。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将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以及我党内的一些干部，疏散到香港和东南亚一带，让杨琳和连贯安排好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等将来形势好转，需要这些人回来时再派人与他们联系。

一天晚上，周恩来又分别与杨琳和连贯谈话，给他们布置了不同的任务。

杨琳的任务是：

1.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

2.完成财政任务；

3.培养对外贸易干部。

周恩来还安排说，最近会有一批干部去香港，上海和南京办事处有三百多名干部，一批回延安，一批去香港，身份没有暴露的干部可以帮助杨琳管理公司，其余人，杨琳需要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职业，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务必隐蔽下来。

连贯的任务是：把滞留上海和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护送到香港，今后公开活动的重点地区转移到香港。

周恩来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或“港工委”）成立，成员包括书记章汉夫，分管宣传工作；副书记连贯，分管华侨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冯乃超；经济工作许涤新；外事工作龚澎；香港新华分社社长乔冠华。

接受任务后，杨琳和连贯同船回到香港。

1946年秋，以上干部陆续抵达香港。早在30年代初期杨琳就认识章汉夫，是杨琳护送章汉夫从上海去的瑞金。他们这些人虽然彼此认识，但是实际上都是单线联系，没有特殊情况，彼此之间很少来往。

1946年，在香港党中央领导的三个系统先后形成，它们分别是：

1.以杨琳为核心的商贸系统；

2.以潘汉年为核心的情报系统；

3.以“港工委”章汉夫、连贯为核心的地下党系统。

杨琳在回到香港后，就把“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简称“联和公司”，在香港德辅道中电话公司大厦（太子行）租了一个写字间，门上写着：联和进出口公司。

1946年内战爆发后，在解放战争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里，杨琳领导的联合进出口公司部分地承担起了另外两个系统的经费需求。

以杨琳以前在白区工作的经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在危急时刻减少损失，他始终坚持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所以他又注册了“天隆行”，并在广州设立天隆行分行，用香港与广州两地的公司从事香港与内地的贸易活动。

杨琳将家人从湛江接回广州，在广州租了一套很小的房子。前妻王静雅成为广州天隆行的一名员工。王静雅为人开明通达，当她得知杨琳与黄美娴已经有了孩子后，就主动与杨琳解除了婚约。但是没有离开秦家，而是留下来继续照顾杨琳的母亲和孩子。

《突围》中的谢英子

杨琳和黄美娴则住在香港，黄美娴担任联和进出口公司的会计。黄美娴在香港有一套别墅，位于九龙秀竹园6号，那是她父亲为她和弟弟建造的。杨琳和黄美娴就住在这里，看上去很阔气，便于隐藏身份，也便于做生意。别墅很大，他们租出去了一部分，用于补贴房租和家用。

当时杨琳公司的生意主要是轮胎和桐油等，而黄美娴的英语很好，在撤退香港以前，杨琳和黄美娴就与美国银行、比利时银行建立起一定的联系，而且有良好的信誉，所以借贷、担保以及兑换货币等，都比较方便。

为了做生意，杨琳曾通过银行抵押黄美娴的别墅，拿出几十万港币做周转资金。另外，杨琳还依靠香港可靠的商人做生意。比如潘汉年的岳父董仲伟在1941年至1948年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第十五届会长期间，杨琳就曾向他借款十万港币，用于一笔生意周转。生意最后很成功，但是等到还钱的时候，恰逢港币贬值，董仲伟当时也没提任何要求。因为按照我党的纪律，借十万只能还十万，在账目上是不可以错的。

杨琳领导的联和进出口公司作为党中央直属的海外经济机构，在香港和广州一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38年到1947年，联和进出口公司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虽然发展不快，但是在香港信誉良好，被交易行的一些商人所承认。杨琳还建立了一些生意关系，比如上海帮纱厂的吴老板，做无线电生意的尹老板，比利时设在香港的华比银行经理邓文钊等。

当时杨琳在上海周公馆接受完周恩来的任务安排回到香港时，他领导的联合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只有杨琳自己一个人，员工是包括他的妻子黄美娴和若干香港当地的实习生。周恩来知道杨琳的这个情况，所以在杨琳走后还一直在考虑如何发展我党领导的这个海外经济工作，最主要的就是得尽快想办法派一些人去香港帮助杨琳。

最先去香港与杨琳汇合的是袁超俊、钟可玉夫妇，袁超俊与杨琳早就相识，国共谈判破裂后，袁超俊受周恩来派遣，到香港联和进出口公司工作。袁超俊夫妇是1947年4月20日到达的香港，成为杨琳的新搭档，后来，袁超俊更是成为公司副经理、第一任支部书记。

钱之光

之后是刘恕、鲁映夫妇，他们是1947年9月到的香港，成为联和进出口公司的新成员。实际上最先去的应该是钱之光，按照周恩来的安排，钱之光在延安成立了一个赴港小分队去香港支援杨琳，刘恕、鲁映也是赴港小分队成员。

按计划钱之光的赴港小分队是从陕西过黄河，到山西，再到河北，最后到达山东烟台，然后出海去香港。结果这条路非常艰辛，他们不但走了三个月，而且到达烟台后因为国民党的封锁无法出海，不但去不了香港，连上海都去不了。考虑到赴港小分队人多目标大，钱之光就让刘恕、鲁映夫妇假扮商人先去香港，刘恕、鲁映夫妇俩乘小渔船经过十几天才到达的香港。

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进攻烟台，钱之光带领剩下的人员离开烟台去了威海，他们计划绕道大连，再去香港。到了大连后钱之光与东北局的几位领导陈云、李富春等取得了联系。经过与李富春交谈，钱之光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留在大连，组织货源，打通东北和香港的贸易通道，把东北局的物资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购买战争和生产物资。

钱之光将自己的想法请示中央后很快就得到了批准，钱之光等人就在大连留了下来，他租了一套房大家住下，就算建成了一个临时的“大连站”，作为香港联合进出口公司的一个站点。他们开始筹集出口物资，并经过商量给“大连站”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华贸易公司。当时东北还没解放，大连也还是由苏联人管理，所以中华贸易公司对外不挂牌，就只办理进出口商品的报关和保险。

在东北局的帮助下，钱之光在大连建立了一个电台。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中央决定在香港为杨琳的联和进出口公司也设一部电台。

港工委的肖贤法与袁超俊早就认识，他打电话到联和进出口公司，约袁超俊见面。肖贤法对袁超俊说，周恩来电告中共南方局方方，为了加强与解放区的电讯联系，在香港增设一部秘密电台，设在联和进出口公司，由袁超俊管理。

李富春

肖贤法是电讯方面的专家，参加过长征，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任电台负责人，1946年秋从南京撤退到香港，是港工委负责人之一。肖贤法与袁超俊在先施公司门口见面，他带来了报务员“小李”，并把一部小型发报机交给了袁超俊，但是没有收报机。按照肖贤法的主意，袁超俊用500元港币买了一台全波段的收音机，进行改装，加了一个线圈，便成了收报机。

为了架设电台，袁超俊把家从九龙白加士街搬到了香港跑马地东边的礼顿山道，租了一幢二层小楼，袁超俊一家住前间，报务员小李和妻子、孩子住后间。

刘恕和妻子鲁映在杨琳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搬到了铜锣湾希云街27号。

至此，在香港联合进出口公司挂牌营业，在广州有天隆行，在大连有大连站（中华贸易公司），联和进出口公司的组织机构逐渐健全起来。从此，香港与广州，香港与大连，就可以很方便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了。这三家公司虽分属三家，实际上是一家公司，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有了电台，杨琳与中央、与大连建立起了直接联系。杨琳无限感慨，他预感到，更重要的使命即将落到全体联合进出口公司同仁的肩上。

1947年，联和进出口公司得到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与东北解放区的贸易活动。

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陈云、肖劲光等在南满领导了“四保临江”战役，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陈云回哈尔滨主持东北局财经工作。东北有可供出口的粮食，但是缺少工业设备和生产原料，因此陈云回到哈尔滨后提出要设法打通对外贸易。中央同意陈云提出的通过东北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设想。

陈云

陈云与杨琳是老朋友，从1930年开始，他们共同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困苦，又一起去苏联学习，抗战八年，他们在战火中共同成长。要通过东北打通对外贸易，陈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派人去香港？如何打通海上通道？陈云写信给杨琳，请他购买进步影片。这是一次试探性的采购活动，这次采购的成功使得陈云和杨琳都有了信心。正当他们设想如何进一步开展东北与香港之间的贸易时，钱之光带领着赴港小分队来到了大连建立了大连站，由此联和进出口公司的领导集体形成。

在延安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在东北局的支持下，钱之光和杨琳率领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大连和香港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贸易活动。

为了打通东北至香港的贸易通道，钱之光派王华生去朝鲜平壤，通过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的全权代表朱理治与苏联驻朝鲜的大使取得了联系，租到了苏联轮船“波德瓦尔”号和“阿尔丹”号。这两艘轮船的载重量都是3000吨左右，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海船了。

东北盛产大豆（黄豆），1947年的可输出量为200万吨。用3000吨的船运输，可装600多船，这还不算其他的土特产。11月初，在陈云的关心下，通过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这批粮食和土特产从哈尔滨经火车运往朝鲜西北部的罗津港，然后装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轮船从罗津到香港，从装船到卸船，再装货回来，一个来回最快也要一个月左右。600多船，这是多么大的运输量啊！东北局与香港联和进出口公司的贸易活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第一次运输，钱之光派王华生随船押运，同行的还有俄语翻译陈兴华，新四军原卫生部负责人沈其震等六人。沈其震1938年就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建立起了良好关系。一行人中只有他熟悉香港，也认识杨琳。

王华生等人经过一周的航行到达香港。这是联和进出口公司第一次接到解放区运来的货物，杨琳、袁超俊和刘恕十分兴奋。他们随王华生上了阿尔丹号轮船，在船长室王华生从放海图的柜子里拎出一只很重的大箱子，里面装的是几件特制的马甲背心，鼓鼓囊囊的。王华生说缝在里面的全是金条。

《突围》里李乔治与朱昌平

随后他们四人穿上这些马甲，下船乘小汽艇上岸，然后去汇丰银行。杨琳早在汇丰银行地下保险库租了一个保险箱，管库人打开厚重的电动大铁门让他们进去，杨琳带着他们走向保险箱。管库人用他的钥匙打开保险箱的一道锁后退出，杨琳用他的钥匙打开保险箱的又一道锁，保险箱门这才打开。他们每个人从身上脱下背心，把黄金取出放进保险箱中。杨琳把保险箱锁上，银行管库人进来加锁，然后大家一道出库，

王华生带来了新的电台密码，据袁超俊回忆，当晚联和进出口公司就用新的电台密码发报，向钱之光报告货轮平安抵达香港的消息，同时电告延安的朱德和周恩来，报告东北与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与此同时，杨琳雇来装卸工，把阿尔丹号货轮上的货物卸下来。联和进出口公司在香港公开出售东北产品，东北大豆和土特产很受欢迎，很快就卖完了。

王华生带来的黄金都是烟台钤记，形状像金元宝，这是解放区的黄金，在香港不能公开流通，要熔铸成香港金条才好用。中共华东财委有一个叫张尔华的人，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开有一个宝生银号，有黄金经营权。袁超俊在上海时就认识他，袁超俊同他联系好后，分批提着这些烟台的“小黄鱼”，请他熔铸成香港金条，然后将金条出售换成美钞、港币，用于采购解放区所需物资。

卖货所得资金，加上出售黄金，杨琳、袁超俊、刘恕等和员工一起用这笔钱开始购买东北局所需物资：药品、真空管、卷筒新闻纸、造纸滤网、还有恢复生产所需的棉纱、铁钉、汽车零件、纺织机械、油漆等用品。等装足了阿尔丹号的吨位，轮船起航返回。

由于销售东北粮食，联和进出口公司门庭若市，看货、谈价钱的商人络绎不绝。为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杨琳提出，租一个大一点的写字间，以便于对外谈业务。

1947年12月圣诞节，公司员工及家属举办了一次聚餐，大家欢聚一堂。

看到公司的发展，杨琳无限感慨。他说：“‘联和公司’这个名字当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命名的（杨琳刚到香港时给自己取名杨廉安），在无锡话里，这两个词谐音。现在，公司发展了，要给公司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杨琳、袁超俊、刘恕等人在一起商量起名字的事情，据袁超俊回忆，在讨论改名字的时候，大家七嘴八舌，起了好几个名字，有人建议叫“德润”，“德”取自朱德的名字，因为当时朱德总司令分管联和进出口公司，“润”取自毛泽东的“润之”。后来据杨尚昆同志回忆，朱德在接到电报后说：“不行，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排在主席前面呢？”

华润公司

后来再讨论时，杨琳提议改为“华润”，杨琳说，“华”代表“中华”，“润”是毛主席的字，还代表雨露滋润，资源丰富。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于是“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华润”的英文译名为“China Resoueces”，由公司会计黄美娴翻译。

从此，沿用了10年的“联和行”、“联和进出口公司”改名为“华润公司”，启用“华润”这个名字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批准。

香港与东北局之间的第一次远航贸易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党领导的外贸进出口工作开始转变为公开的商业活动，从以采购为主转变为销售和采购并重，从以进口为主转变为出口和进口并重，这是一次巨大的飞跃。

此后，阿尔丹号和波德瓦尔号两艘货轮不断往返于香港与朝鲜罗津、香港与大连之间，运出东北产品，运回东北所需物资。在这样的贸易活动中，香港华润公司得以迅速壮大，人员在不断增加，营业额在不断增长，其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随着销售和采购范围的扩大，“华润”的名字已经走出香港，走向东南亚，走向英国和美国，走向世界。

华润，党和人民的第一红色企业

在今天，我们最爱去的超市会是华润万家，还有品牌地产“华润二十四城”等等，今天来探究下它的历史！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润或华润集团），创始于1938年，前身是中共为抗日战争在香港建立的地下交通站。1948年改组更名为华润公司，1952年隶属关系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变为中央贸易部（现为商务部）。1983年，改组成立华润（集团）有限公司。1999年12月，与外经贸部脱钩，列为中央管理。2003年归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央企业。

华润

创立初期

1938年，为了团结香港及海外支持抗战的民主人士，接受和保管各界抗日捐款和物资，为抗日根据地采购军需物资及药品，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华润前身“联和行”（Liow & Co）于香港成立，创始人杨廉安（共产党创始人博古的胞弟）。

1948年，联和行进行改组、扩大，更名为“华润公司”。“华”代表中国，“润”取自毛泽东的字“润之”，蕴含“中华大地，雨露滋润”的美好寓意，钱之光任首任董事长。

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独特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华润千方百计突破封锁，采购和运送内地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三大战役、渡江作战，直至解放全中国。

1948至1949年

华润历经艰险先后分四批把358位著名民主人士、765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

新中国时期

1952年至1980年代中期

华润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保证香港市场供应，协助内地制订对港及海外出口计划、扩大出口，衔接货源并建立销售网络，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进口内地所需商品，赚取外汇，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外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

华润发起并筹办首届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拉开了“广交会”的序幕。

所以说，华润一直伴随着党和人民政权政权的发展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

1980年代

华润由代理贸易向自营贸易转型，努力发展中长线投资项目，重点投资了零售、房地产、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渐趋大型化和专业化，为今天成为香港和中国内地最具实力的多元化企业之一奠定了基础。

1983年

华润大厦落成，华润公司改组为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九十年代

1992年

华润集团注资上市公司永达利，更名为“华润创业”，成为华润系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中资企业进军资本市场的先河。

1990年代中后期

1990年代中后期，华润旗下五丰行、北京华润置地、励致国际等企业先后成功上市，华润同时积极和国际资本接触，正式开始了借助资本市场壮大企业的发展阶段。

华润早期商标

现在的华润集团主营业务包括日用消费品制造与分销、地产及相关行业、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三块领域，旗下共有17家一级利润中心 [1] ，在香港拥有6家上市公司：华润燃气（HK1193）、华润啤酒（HK291）、华润电力（HK836）、华润置地（HK1109）、华润水泥（HK1313）、华润医药（HK3320）。2015年7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发布2015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华润集团以115位的优异成绩再次上榜，相比2014年上升28位。 [2] 2016年7月20日，《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排行榜，华润集团名列91位，排名上升24位。 [3] 2016年8月，华润集团在2016中国企业500强中，排名第17。 [4] 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5] 在7月份发布，华润集团名列86位，排名较2016年提升5位，延续连年上升态势。2019年7月22日，《财富》杂志全球发布了2019年世界500强排行榜。华润集团名列第80位，排名较2018年上升6位。